新冠肺炎疫情什么时候才是个头
omicron有过于庞大的大流行基础，况且主要突变集中在刺突蛋白，针对刺突蛋白进行研发的辉瑞mrna已经受到影响，面对如今的筛选压力，在这样的流行水平和病例基数下，很有可能会出现下一代突变株。
SARS-CoV-2是单链RNA病毒，每个复制周期都会出现突变。通过累积同义和非同义突变来进化并适应宿主，这些突变由多种机制产生，包括 RNA 依赖性RNA 聚合酶的保真度 。
下一代突变也许会符合预测的突变趋势，也许是另一个并不可控的方向。
无论如何，重症率和死亡率的下降已经足以证明群体免疫水平的提高。
我还是认为，疫情有结束大流行的一天，并不一定是完全消灭病毒，也许在22年底，也许在23年，未必需要太久。
以上。
参考文献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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它有可能不会结束，但有很大的可能会进入到低水平流行的状态，但很难会一直保持大流行状态。
在好的方向上，我们注意到群体免疫水平的增强。国内免疫屏障主要是由通过疫苗建立的，随着新的疫苗研发上市，特效药的出现，群体免疫水平的不断增强，大流行不会一直是常态。
免疫屏障并不针对于哪一个人而言，它只针对群体，多数人接种疫苗，就是建立免疫屏障的过程，在这个群体里，即使没有接种过疫苗的人，也能获得保护。换言之，多数人没有接种疫苗，免疫屏障没有建立，即使少数人接种了疫苗，也会影响实际保护效果。
在坏的方向上，我们主要注意到长期COVID也就是后遗症和变异趋势的影响，一方面我不认为omicron会是最后一代，但我也相信下一代很难直接突破如今不断增强的免疫屏障。
警惕盲目“躺平”抗疫，我们需要知道一个原则，就是需要利用现有工具和手段来降低病毒传播，否则病毒将继续变异，阻碍抗疫工作进程，继续威胁人类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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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体免疫，这是一个有关疫苗接种的概念，本意是说通过疫苗接种获得免疫，建立群体免疫屏障的一个意思。
而不是说通过群体大范围感染获得免疫。
但是很多人理解成了什么？理解成了自然群体免疫，这其中也有不负责任的媒体误读。
我之前的文章里讲过，自然群体免疫这个说法本身并不科学，也不是医疗卫生专业人士认可的观点，学术界对此也是持明确的反对态度。主流观点认为这种策略通过感染获得免疫，是极其不负责任的，会导致不必要的死亡，既不够科学，也不够道德，还违反医学伦理。
换句话说，这就是摆烂，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摆烂行为，也是对现代医疗卫生整个行业发展的极大讽刺。
所谓自然群体免疫，就是不采取人为干预，使疾病自然传播。
这种策略要能实现，需要基本传染数（R0）低、死亡率低、病毒变异率低、病毒变异能力增强率低（包括毒力改变、条件致死的改变、宿主适应性的改变等）、地方人口少、地方面积小、人口平均健康水平高、康复后终生免疫率高等等因素。
我们把病毒这几代变异体放在一起观察，哎，很多人就发现了一个亮点，它们的死亡率和重症率都有降低的趋势，那是不是说有自然群体免疫的条件了？
如果只从专业上讲，抛开其他因素，那依然没有。我们只看到了死亡率和重症率降低的趋势，那传播能力呢？是不是大大提高的？
看到这里，我们大概也看明白了，防疫策略的选择，有些时候不全是考虑专业因素。
虽然各国疫苗接种数据有所不同，但老年人群都是接种率最低的人群。
部分老年人因为身体健康问题无法接种疫苗，即使在接种疫苗的人群中，老年人群也是最容易患病的。
而在因疫情死亡人群和重症人群中，老年人群也是占比最高的。
随着新变体的不断出现，虽然有“毒性降低”的趋势，但免疫逃逸和二次感染的趋势也越发明显。
时至今日，针对“初代病毒”进行研发的疫苗，作用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。
无论是科兴还是辉瑞等，各国都存在大量接种疫苗后仍被感染的“突破性感染”病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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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变异体本身即有重症降低和传染性增加的趋势，即时疫苗起不到很好的防护效应，也起到了降低重症的作用，相信，“共存”策略能够确定实施，这也是关键因素之一。
以美国举例，作为“共存”国家的代表，我先来贴几张从美国CDC截取的数据。
我们来计算一个总死亡病例数与总确诊病例数之间的比例，大致取值，忽略误差。
已知总死亡病例数为912757，已知病例总数为77345683。
912757∶77345683≈％
计算可得约为％。
我们再计算一个美国新冠疫情期间患病率，大致取值，同样忽略掉二次感染人数等误差。
已知美国总人口约为329,227,746人。
77345683∶329227746≈％
计算可得约为％。
那么因疫情死亡病例数占总人口的比例呢？
912757∶329227746≈％
计算可得约为％。
由于忽略了各个时间段的差距，不同的参考数据，如此简单的计算必然是错误的，但我们依然可以用来参考。
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？
这明显是非常严重的疫情和流行趋势，在这种形势下，应该选择清零才对，为什么依然要选择与病毒共存？
看来这不是决定性因素，仅此我们得不到答案，接下来我们继续剖析其他因素。
《柳叶刀》2021年8月发表社论文章，新冠长期症状是现代医学的头号挑战。
说穿了就是后遗症，新冠长期症状只不过是美化一下的说法而已。
其中对武汉金银潭医院治愈的1276名新冠住院患者愈后追踪研究报告，根据出院后6个月和12个月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研究患者康复情况。
其中有近三分之二出现了后遗症。
这之后，大量的研究加强了对后遗症的认知。
英国其他研究还发现，常见的后遗症包括：极度疲倦（疲乏）、呼吸急促、胸痛或抽紧、心悸、晕眩、记忆力和注意力问题（“头脑迷糊”）、睡眠困难（失眠）、坐立不安（焦虑）、抑郁、关节疼痛、恶心、腹泻、胃痛、食欲不振、高烧、持续咳嗽、头痛、喉咙痛、嗅觉或味觉改变、皮疹。
发表于2022年2月7日的文章中，丹麦对青少年新冠长期症状进行了调差统计，发现感染后的儿童和青少年中持续存在相关的症状更为普遍。
明显看到，新冠后遗症足够引发人们的恐惧，也理应受到重视。
那么综上来看，防疫策略依然应该偏向清零才对，那为什么很多国家依然要选择与病毒共存？
仅此我们依然得不到答案，让我们接下来继续剖析其他因素。
我们剖析了前面的问题，都没有得到答案。
经济问题我以西班牙举例。
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，旅游业为西班牙提供了超过％的就业岗位，这是一个什么概念？
西班牙旅游收入曲线基本与疫情流行曲线和西班牙、欧洲应对措施统一趋势。
那么我们站在西班牙的角度考虑，西班牙有没有可能做到清零？西班牙为什么选择共存？
如果从专业的角度分析，西班牙是不可能做到清零的。
我们已经知道旅游业为西班牙提供了劳动人口中超过％的就业岗位，旅游产业更是西班牙的支柱产业，西班牙不是一个福利大国，政府没有能力解决如此庞大的失业人口。
这是其一，其二，木桶理论。一只木桶盛水的多少，并不取决于桶壁上最高的那块木块，而恰恰取决于桶壁上最短的那块。
欧元区几乎所有国家都是外向型经济体，根本没有能力脱离国际贸易，也就不存在清零的必要性和决策魄力。只要有一个欧元国家选择共存，那么欧元区大部分国家都会被波及，很可能即使付出巨大代价，也无法做到清零。
只要有部分国家选择了与病毒共存，就很少有国家能够独善其身。这也是为什么新加坡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等国家一开始执行过严格防疫，后来又不得不转向共存的原因。
因为对此时而言，做出严格防疫决策的性价比过低，很大程度上不符合一个国家的整体利益。
在全球贸易体系中，关闭国门对外向型经济体伤害是巨大的。借鉴木桶理论，只要全球疫情控制存在短板，防疫成本就会逐渐增高，压力逐渐增大，此时加上经济下行的压力，很多国家无奈之下也只能选择躺平。
这个时候，我们突然理解了美国等共存国家的选择。相较于经济下行、金融风险增加等带来的影响，与病毒“共存”，不值一提。
也许“清零”或“共存”已经不是一个选择题，而变成了只有“共存”选项的必选题。
为什么“共存”？决策时更在乎什么，答案是显然易见的。很多时候，现代民主政治的短视昭然若揭。
上面我们论证了大部分国家选择共存的原因，接下来我们继续论证中国为什么可以选择清零。
这是一个清零的结果还是清零实施的基础？
是清零的结果，清零实施的基础是中国强大的制度优势、组织能力和足够大的内部市场。
即使选择同样的清零，中国付出的成本依然要远低于其他国家，这就是制度优势，大大降低了决策成本和执行成本。
如果资本主义国家选择同样的政策进行严格防疫，那么付出的综合成本绝对要远远超过中国。
但这不是中国选择清零的唯一因素，一个因素即中国的内部市场足够庞大，可以实现经济内循环。
我们可以看到，清零政策下，并没有对我国外贸出口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，反而因为清零的成功保障了国内的制造产能，直接受益。
中国从2015年开始就确定供给侧改革、扩大内需、经济内循环的改革路线，绝不是预料到了疫情可能，而是应对未来有可能发生的中美冲突，事实证明，这是战略眼光长远、出色的一步大棋。
第一个问题，新冠病毒可以像感冒一样吗？
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我们先看一篇柳叶刀子刊的文章。
相较于流行性大流感病毒，新冠病毒的人际传播速度更快、潜伏期更长，患者发病后即有最强传染性，这也说明了新冠与流感不同。
我们很难说清新冠以后会不会像流感一样，但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能够支撑这一说法。
那既然它不是流感，为什么还要与病毒共存？
